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最“薮”不过女人心

发布时间:2015-07-18 作者:guoxd 标签:[阿梅丽·诺冬]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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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比利时女作家阿梅丽·诺冬曾在日本旅居数年,归国后写了本半自传体小说《闻所未闻》。她说日本的外表和内里名实不符,常常让她把洗手钵里的水当高汤喝,老白干当白开水喝。人伦关系呢,则更奇妙,比如她那日本恋人一家——笑容可掬地说恶毒话的母亲,一脸真诚地讲冷笑话的父亲,还有老来肆无忌惮的外祖父母——怎么看都像是奇葩啊。
       诺冬写此书的一个目的,是施放烟幕弹,借此把恋爱失败的责任归于东西文明差异。不过,她还是注意到了两个十分有趣的问题,尽管她没把它们弄对。一个是器物、摆设、仪式,“好看而无味”,中看不中用。一个是日本人好像都戴着面具在台上演戏,咿咿呀呀的,就是不肯把要紧的话说出来。
       其实,诺冬并不是很懂日本。她只在日本待过数年,且常常以欧洲人的眼光来看日本,骨子里就有一种文化上的偏见。日本人的事情,还得日本作家,尤其是川端康成这样以描写日本人心灵著称的大家写来,才能写得好,写得够味儿。
       川端的小说大多以女性和家庭为主题,《生为女人》(1956)属其中后期作品。在关于女性的描写上,其前期和中后期小说是有点差异的。这与人的年岁渐长有些关系,更与川端这样“艺术的、过于艺术”的作家的创作观大有关系。他年轻时的小说如《伊豆的舞女》(1926),文笔稚拙简朴,却扑面而来一股纯净自然的青春气息,老来的《睡美人》(1961)则有一种人工搭设的舞台味道。说句不正经的话,就如老人的情欲需要借助催情药,川端写《睡美人》是需要倚靠各种媒介来达到他对女性膜拜的初衷的。
       《生为女人》写得没那么露骨,也没那么艺术。不过该有的都有了,特别是川端后期特别重视,而被诺冬全理解错了的东西:奇特的仪式感,以及奇特的人伦关系。年轻姑娘阿荣离家出走来到东京的佐山家,佐山家寄住的姑娘妙子离家出走跟男友私奔。阿荣爱上佐山,排挤妙子、嫉恨夫人市子,勾引市子的初恋情人,调戏对市子有微妙感觉的年轻男生。小说最后,市子终于怀上孩子,阿荣绝望至极,离家出走,妙子则伤心地回到了佐山家。人人内心都经历了一场地震,但人人脸上都风平浪静,好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。
       这自然是川端特别喜欢渲染的“物哀”,并且,它还有种隐约的讽刺感在其中。而说到仪式、摆设、物件,它们大多也在为小说人物的表情达意,作种种铺垫。比如,川端写市子的手:“她用手掩住胸口,手触到肌肤时,忽然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感觉。于是,她又试着摸了摸手背,皮肤温润爽滑”。接着,川端写起地板上放置的信乐式陶瓷花瓶,窗外传来金丝雀和知更鸟的鸣啭声,而丈夫呢,正在她身边呼呼大睡呢。
       情欲,宛若游丝一样幽幽地从人的身上、眼中、内心,飘了出来,又在信乐式陶瓷花瓶、金丝雀和知更鸟的鸣啭声,以及少女出屋的倩影中,被吸纳得一干二净。这些仪式、摆设、物件,并非消弭了情欲,而是吸纳之后,变成了情欲的共谋。而明明,小说中所有人物,包括那个闹出了那么大动静的阿荣,都在告诉我们,佐山夫妇是一对模范夫妇。的确,从头到尾,他们都没有出过轨,但这些东西,无不在告诉我们,他们在出轨,即使只是精神上的。小说最后,市子弄来一堆金钟儿虫,放在院子里聒噪不休,看上去像是为中秋待客助兴。其实,它们也是她用来宣告重回正轨、夫妇和好的象征,即使他们从来也没有撕破脸控诉对方:你在出轨!
       市子是一个有钱的女人,经济独立,并不存在把丈夫当终身钱包用、因而不得不依赖他为生的动机。那么,她为什么不走到最后一步,打破砂锅问到底呢?原因就在于,尽管日本的政治生态在战后来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,但社会生态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转变。相对男性而言,女性更容易受家庭(和孩子)即生存意义之类的观念的摆布。这一点,我们可以从书中的几个情节来加以说明。
       市子参加的同学会上,不少女性的丈夫死于战争,那些守寡的女性,便成了众人怜(鄙)悯(视)的对象。妙子母亲早亡,父亲是待审的杀人犯,这样的“血缘污点”使她不见容于男友的家庭。阿荣的母亲早已被丈夫抛弃,却死活不同意离婚,还守着户口簿上那徒具形式的字句不放……这些女性本身并没有过错,但她们都因不以她们意志为转移的家庭事由,而遭遇种种挫折和歧视。或许,对她们来说,就算是一个纸糊的家庭,也是女人一生的荣誉所在,更是最后的归宿所在。
       因而,女人心底的纠结、乱麻,其来有自,而非空穴来风。其灵魂的“薮”,是时代、地域、男性话语权力的产物。川端一字不提这些东西,是他的高明处——艺术的,终归是艺术,而非政治宣言。阿梅丽·诺冬不理解这些东西,但她的不理解,帮助我们理解了日本女性的心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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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文标题:最“薮”不过女人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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